讀《春秋》牽動萬古愁
－ 一個知識份子人文心靈的掙扎 黃奏勝
一、玉疊浮雲變古今
知識分子研讀歷史的基本態度，必須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才能有自我的心得又能有異乎常人的識見。所謂「入乎其內」，才能知道所研讀歷史事實的因果關係及演變過程的脈絡關係，將歷史事實瞭然於胸而有自我的觀感，才不致於「人云亦云」、隨波逐流、隨世浮沉而被有心人牽著鼻子走，陷入歷史的傳統「窠臼」，不能自拔，還洋洋得意，成為典型的「井底之蛙」而不自覺。至於所謂「出乎其外」，才能以客觀公正的態度觀看所研究歷史事實的真實性，邏輯推理的學術價值的評斷性，就不致於他人的論見也是自己的論見；他人不實的見解正是自己錯誤的見解，完全抄襲前人的學術理論或因襲權威學者的論文主張，造成英雄所見完全相同的如出一轍之奇殊景觀。
其實，研讀歷史要入乎歷史事實之內及出乎歷史事實之外，這是有學術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基本研究態度，唯有「入乎歷史事實之內」，才能真正「所見者真」；「出乎歷史事實之外」，才能真正「所知者深」。此二者兼備，才是感悟歷史的真切而具體的時空波浪兼天湧之寬廣恢宏氣象。
處於21世紀這個資訊科技風起雲湧而日新月異的批判及省思時代，知識分子沉思學術上的任何命題，都必須謹言慎行來保持個人心智自由及獨立思考的尊嚴，尤其是研究歷史的事件關係到真偽是非、歷史人物的榮辱名譽，更必須抱持謹慎公正不阿的態度，至於對於沒有事實根據的歷史記載，更要加以批判，甚至於鄙視其史書，即使處於「曲高和寡」的環境，仍然堅持、執著自我的理念及原則。這種研讀歷史必經的心路歷程，才能玉疊浮雲變古今，也才能勝任愉快於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的深層研究，贏得他人的信任、肯定及認同。
二、悲劇情境的還原
一位知識分子撰寫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或歷史故事，由於他自我的粗心大意或心有成見或閱讀史料不足，往往會造成悲劇人物、悲劇事件，再加上代代相傳，積非成是，造成一般讀者對於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產生嗤之以鼻的鄙視態度。因此，歷史上的悲劇人物或悲劇事件，必須深入研究，追尋真正的真相，還原悲劇人物或悲劇事件之所以發生的情境、重新塑造真正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價值，才能可以膾炙人口，獲得其他知識分子的認同及肯定。
《韓非子·竹書紀年》記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段話陳述，堯年老衰敗沒落的事情。即堯到晚年不再有年青力壯的氣勢，就被盛力健壯的舜擊敗，於是舜把堯囚禁在監獄中。舜不但囚禁了堯於監獄中，更不顧人情義理，禁止堯的兒子丹朱前往監獄探視他的父親，表現一副盛事氣凌人的狂傲態度。可見舜並非是才德兼備的謙謙君子。
《韓非子·竹書紀年》所陳述的是中國上古時代部落社會堯、舜、禹三位領袖人物勢力的消長，也就是在上古部落社會所有政治人物都必須比較彼此的才能實力，具有堅強的實力而贏過其他人領袖，才能脫穎而出取得領導群倫的領袖榮譽地位，這乃是中國上古時代部落社會產生領袖人物的規範，任何人都必須遵守的格律；一旦原來的領袖人物沒有深厚的才能實力而被其他領袖人物超越時，就會被才能實力堅強者取而代之，完全沒有任何人情義理的道德意識可言，於是「舜逼堯」、「禹逼舜」乃是中國上古部落時代斑斑可以考證的真實歷史，絕對沒有孔子撰寫《春秋》所謂「堯禪讓舜」、「舜禪讓禹」的「禪讓政治」的歷史事實。因而，「禪讓政治」是出於孔子所偽造的歷史。
孔子著《春秋》之所以要捏造、偽造、編造「禪讓」賢者的「堯禪讓舜」、「舜禪讓禹」這段中國古代文明光輝歷史，實由於孔子基於他獨具「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的「避諱」心態，不忍心將「舜逼堯」、「禹逼舜」的悲劇歷史還原，何況舜、堯、禹都是孔子心目中的「尊者」、「賢者」，絕不可以依據真正事實加以記載他們三位部落領袖人物都是爭權奪利的世俗英雄豪傑而已。於是，孔子用心良苦而本著他的道德意識價值標準，而在他的《春秋》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稱讚他所認為尊者、賢者堯、舜、禹，並且不顧真實的歷史事實而以低俗醜陋語辭菲薄、污染他所鄙視、所厭惡的邪惡者、盜拓者。從而，孔子所著《春秋》記載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故事，充滿著他所想像的歷史。令讀者閱讀《春秋》乙書時，充滿著懷疑和無奈而感覺蒼涼與哀傷。
三、時空波浪兼天湧
孔子撰寫《春秋》，杜撰了中國上古時代「禪讓政治」的神話，來美化中國古代帝王都具有「天下為公」、「民胞物與」的悲天憫人之高尚情操，而將所掌握的政權交予賢者，避免為爭取政權發生血腥的爭權奪利鬥爭，殃及無辜的廣大人民。孔子這種「禪讓政治」的宏遠眼光，就是接受政權的賢者都能夠信守為臣之道理，默默地靜待君王覺察其才能實力及道德理性超越他人而將政權授予而無逾越本分的言行，完全拳拳服膺「盡忠君王」的態度；而掌權的哲君帝王完全以天下蒼生的幸福為政治理念，樂意將政權交予賢者。充分表現授權的帝王與受權的賢者都具有「公而忘私」的道德意識及倫理規範，才能遵循道德理性而謹言慎行。這種人間天堂大同世界「天下為公」的「政權和平移轉的典範」具體實現於中國古代歷史，卻侷限於「堯禪讓舜」、「舜禪讓禹」這兩篇歷史，開創了中國歷史空前絕後的史例。
然而，孔子《春秋》所謂「堯禪讓舜」、「舜禪讓禹」這兩篇中國空前絕後的歷史，所謂政治人物的仁愛忠恕性格，實在完全迥異孔子在《論語》所云「當仁不讓」的中國民族性，也不符合中國古代英雄豪傑所抱持「大丈夫將取而代之」的「唯物獨尊」爭權奪利貪婪而不惜掀起血腥鬥爭的心理。因此，孔子撰寫「禪讓政治」，完全沒有依據中國歷史英雄豪傑「逐鹿中原」的心態及其行事風格。純粹是秉持其所嚮往人性本善的「大同世界」、「天下為公」的理想而已。
四、道德理性的鬱悶
春秋時代的孔子撰寫的中國第一部歷史書籍《春秋》，完全憑著他個人的感受選擇歷史資料，隨著他內心所欲編寫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缺乏知識分子堅持道德理性的真誠，以他個人喜怒哀樂的好惡情緒，忽視歷史本身的真實，並未符合歷史發生時代背景，任意編造或竄改歷史，來編造他自身認為適當的想像歷史。用盡華麗詞藻美化歌頌他所尊敬的歷史人物，表現這些歷史上的哲者、尊者、賢者及親者都具有完美無缺的人格；而以嘲謔難堪的詞彙醜化批判他所鄙視的歷史人物，表現這些歷史上的邪惡者、盜拓者都是人鄙卑的低俗人物；又以掩飾、轉移、淡化的筆法來敘述當年那些唯我獨尊、草菅人命的帝王，表現這些歷史上的帝王都具備「勤政愛民、惜民如子」的風範。因此，孔子憑著他個人的意志決定了歷史人物的榮辱命運，孔子憑著個人的思想塑造了歷史人物的是非善惡形象。從而，孔子是中國編造虛偽不實歷史的「始作俑者」。
中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作家劉曉波在其所寫〈孔丘編史與中國的避諱〉文中說: 「他(指孔子)撰寫的中國人歷史做為他個人好惡的註腳。」這句話表示，孔子本著他「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的心理，編寫中國古代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故事，都是在他心存成見或胸有成竹的狀況下，夾述夾議完成的，所以中國古代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故事就是隨著孔子他個人的意識而「打扮的小姑娘」，缺乏忠誠道德理性的寫作。
當年孔子編寫《春秋》，他完全不理會歷史的價值，必須建立在道德理性之上，完全隨著他的好惡情緒而定論歷史人物的功過或歷史事件或歷史故事的真實、虛假，造成研讀歷史的知識份子產生精神上的道德理性鬱悶。
或許，孔子當年面對歷史人物的善惡功過及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的真假是非與他個人所閱讀的歷史書籍的認知與心得相互牴觸，可是在無其他史書可以見證歷史人物之功過及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真假是非，依據道德理性他就必須根據既有歷史書籍資料而撰寫，此並非知識分子必須屈從不實的歷史，而是道德理性所使然；唯必須秉持道德理性而不放棄追尋一個真正歷史價值與崇隆盛譽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這才是知識分子撰寫歷史書籍必須秉持的道德良知，否則他內心必然時時受到道德理性的譴責。
五、價值抉擇的煩惱
春秋時代孔子被敵人圍困在陳國及蔡國的時候，他為使他所謂的「亂臣賊子懼」，就傾心力編輯這部畢生唯一歷史書籍《春秋》，當時他並不遵循道德理性意識去蒐集相關的歷史資料來撰寫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完全按照他自身的好惡標準及喜怒哀樂心態，任意以他想像的歷史或史料，來褒貶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的是非對錯。造成許多英雄豪傑、賢人或有爭議性的人物懼怕他們的言行舉止或行事風格未能契合孔子心目中的理念及原則，被孔子歸類為「亂臣賊子」，而陷入於萬世不復的遺臭萬年的悲慘境界，於是行為有所收斂而不敢放肆或胡作非為，表現中規中矩的正人君子的忠誠，才不致於被孔子的春秋史筆做無情的批判而造成為萬世無法追贖的罪孽。
孔子這種隨心所欲的指鹿為馬或史實真假不分的撰寫歷史的態度，完全侷限於他個人的成見或偏見，並不真切蒐集歷史資料又不認真判斷或求證史料的真偽，完全以個人主觀及自以為是的道德意識，來編寫《春秋》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的精神心態，完全違背研究學問必須本著公正客觀超然求證的原則，才不致於發生認知史料的尊重落差，產生學術研究的爭議，使得當年及爾後知識分子對於《春秋》所敘述的歷史及相關史料不得不謹慎思考，甚至於引起論證《春秋》史料、史觀的紛爭，造成孔子這位中國偉大思想家畢生的思痕心影，有無法彌補的損失。
子夏是孔子非常得意的一位學生，他本身就是一位治學嚴謹而真誠的文學家，也是一位具有深厚學術理論與公正批判意識的思想家，他對孔子撰寫《春秋》的心理、態度及筆法，都保持不做任何價值批判、甚至於不敢恭維的態度，似乎是孔子撰寫《春秋》這本歷史書籍，完全與他沒有任何關係。子夏曾說: 「至於《春秋》筆則筆矣，削則削矣，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夏這段話就是:談到孔子所著《春秋》這本書，文筆的陳述真是詞藻華麗活潑生動，令人感情澎湃；而他對於論斷事情的堅定果斷、充滿自信，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堅決意志。然而做為孔門弟子及子夏他自己所教導學生研究學問必須秉持公正客觀原則，對於孔子《春秋》所陳述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到底是要給予褒獎稱讚或貶抑批判呢?實在不敢有評論觀點，而應該由讀者研讀完畢之後而自我評論，才合乎客觀公正的事實。
身為孔子得意學生的子夏，處在當年盛行尊師重道傳統倫理規範的時際，他應本著赤子純真心情及知識分子關懷歷史繼往開來的使命，而對於他的老師孔子畢生堅持「述而不作」的唯一著作《春秋》，激發出智慧火花，展現他的敏銳感懷及思維心聲的認同、肯定及稱讚，煥發出光與熱來照耀那個時代及後代的人們心靈，實為理所當然。可是子夏並沒有基於師生感情互相呵護、互相煦濡而稱頌《春秋》風格、思維及史觀，建立孔子在中國崇隆的歷史學術地位。由此可見孔子的《春秋》對人性尊嚴及人性價值自由與公平的嚮往、正義與公理的執著並不堅持而完全退讓及妥協，即使他的得意學生子夏也無法承受。同時，知識分子研讀《春秋》之後，本著學術良知而產生毀譽不同的論見，這實在令人噓噓不已!
六、孔子自身的感受
孔子撰寫《春秋》極著於形象的捕攝與情感的鋪陳，他的文學造詣深厚，使他有用之不竭的靈感及意象，並能突破當時知識分子描寫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故事拘謹格律的束縛，將他內在心靈感受獨特情緒轉化為極具時空環境的歷史篇章。因而，他揮灑獨到功力的筆法於行文中，刻劃歷史的曲折軌跡或文學美妙的意境，展現他得以領導群倫、叱吒風雲，成為教導人民、端正社會風氣的聖哲，贏得正人君子信任、認同、肯定與推崇，卻使得少數亂臣賊子畏懼及咒詛。
孔子誠如任何時代的知識分子一般秉持著自我的肯定、生命的熱情，用心觀察他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現象及社會人群生活，而孤獨地記載那個時代的英雄豪傑、賢者能人發揮其聰明才智創造他們永恆的驕傲與榮耀，卻激起無休止的紛爭，造成人們的顛沛困頓或必須面對戰爭的恐怖陰影，然後堅持以理性態度來冷靜分析中國當時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並深入檢討知識分子自身的處境及因應之道，他一逕以他冷雋而銳利的巨筆，陳述春秋時代人民受難於戰爭一事，所感受到的悲憫與厭惡之情，都記載於《春秋》。因此，孔子《春秋》以平實而嚴謹態度，列舉並剖析春秋時代種種令人沮喪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故事及其發展的紛歧、矛盾、腐敗與愚昧，對當時及後代知識分子一定發生深鉅衝擊。
其實，當年孔子已深覺他的《春秋》對他那個時代及後代知識分子必定發生深鉅衝擊，而知識分子為捍衛他個人思考自由、學術論見及人格獨立，必然對《春秋》的陳述表現理性認同或強烈批判、反抗精神，因此他曾說:「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這段的意思就是:中國後代的知識分子由於閱讀《春秋》這部歷史書籍，所敘述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的平實而嚴謹態度，而知道有孔丘(孔子)這號人物的歷史觀點及歷史寫作的文學素養；可是也有些知識分子閱讀《春秋》這部歷史書籍，無法苟同孔丘對於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的論見及寫作態度過分主觀，加以批判孔子缺乏歷史學者的公正超然態度及歷史觀點不夠嚴謹，而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因此，孔子也深知他的《春秋》必然是一部引起知識分子爭議的歷史書籍。
就學術的嚴謹觀點而言，孔子撰寫《春秋》，只要本著道德理性的良知，以公正客觀態度來陳述真實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或歷史故事，必然獲得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認同、肯定及讚賞，自然使《春秋》具有永恆存在的不朽學術地位及價值，千秋萬世的知識分子不但知曉孔子的真誠偉大，並且敬佩孔子是一位真正「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有為有守的聖哲。然而，他卻以功利之眼，域於一人一事之「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來避諱，使閱讀《春秋》的知識分子無瞭解真實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甚至於有迷惘的感覺，那麼《春秋》這部歷史書籍就無法臻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宏觀境界，使讀者產生蒼涼憂鬱的情緒，牽動萬古愁思。
七、《春秋》牽動萬古愁
歷史是記載一個國家、一個族群、一個社會、一個人、甚至於一件事情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它關係著一個國家、一個族群、一個社會、一個人之榮辱興衰的起承轉合，使後人或後代的知識分子瞭解過往的人、地、時、物、事之演變過程，不致於成為羅馬時代哲學家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所說:「一個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的事，一輩子是童稚。」(To be ignorant of what occurred before you were born is to remain
always a child.)
孔子當年撰寫《春秋》記載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歷史故事，依理應該忠實描繪春秋時代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的時空背景，可是他卻本著為尊者、賢者、親者以及掌權者「避諱心理」，捏造、偽造、竄改了中國古代歷史的社會時空現象，完全錯亂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意義表現的真實價值而成為虛假不實的歷史紀錄，無助於那個時代及後代知識分子研究、瞭解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反而，使孔子成為中國偽造虛假歷史的開山祖師，以致中國歷史許多勢利知識分子受孔子的啟發而撰寫許許多多爭議歷史，難怪中國明朝學者張心澂著作《偽書通考》指出中國自商朝以迄明朝的偽書有1059冊，這對中國知識分子研究學術是莫大諷刺。
由於中國歷史的官方歷史書籍充滿許多不實的記載或紀錄，使得研讀中國歷史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閱讀歐美日本學者所著相關論著，甚至於研讀民間的稗官野史，以釐清中國歷史人物的真實樣貌、歷史事件或歷史故事的真相，才能獲得公平正義而值得信賴的歷史。這種研讀中國歷史的複雜曲折心路歷程，令人感觸孔子當年為尊者、賢者、親者及掌權者的「避諱」心態，開啟後代勢利知識分子偽造、竄改歷史，來自我作賤，令人匪夷所思而牽動憂愁、蒼涼的心緒。
再者，兩千多來中國歷史受到孔子《春秋》的渲染及影響造成中國社會實行儒家的仁愛忠恕之溫柔敦厚思想，可是社會上卻充滿階級分際的雙套價值標準，並未將社會各階層人士完全一視同仁，甚至於鄙視弱勢族群。從而，觀察並解析中國社會真實現象即可以證實，中國社會標榜實施儒家思想而其核心觀念卻是法家嚴刑峻法的刻薄寡恩思想；並且對於親疏遠近的行事風格完全有明顯差異，即以儒家溫柔敦厚對待與掌權者相關人物、以法家刻薄寡恩對待異己者。其實中國社會是將孔子《春秋》的陳述理論具體化成為實際社會行為，即孔子以儒家的溫柔敦厚之華麗詞藻描繪尊者、賢者、親者及掌權者，以法家刻薄寡恩的難堪文句批判他所鄙視的亂臣賊子、盜拓者、小人，以致中國兩千多年，帝王專制以儒家溫柔敦厚及法家刻薄寡恩揉合成為實行恩威並濟的制度，所以中國自古以來的法律與秩序是否符合公平與正義呢?實在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難以開口，同時也成為悲哀蒼涼的話題。
清朝末年從事戊戌變法而觸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思想舊黨，最後慷慨赴義的新銳思想家譚嗣同，在他轟動當時的〈仁學〉乙文中曾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來之學，苟學也(應該是「儒學」的筆誤)，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這段話完全概括論斷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憂鬱悲愴歷史，就是專制帝王與鄉愿儒家相互為用交相煎迫中國人民，充滿了許多不公不義的斑斑血淚事實。從而，民間才有秉持公平正義的有為有守知識分子起而為遭受傷害與侮辱的人民伸冤抗暴。可是這些充滿血性良知的知識分子經常被既設立場的「媒體」、以及趨炎附勢的知識分子渲染為惹事生非破壞社會秩序的「陰謀分子」。這種扭曲真正事實的紀錄或報告，令人深感哀傷、無奈與悲愴，只得感嘆孔子《春秋》影響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及人民的價值觀念與人文心靈至為深遠、錯亂了《春秋》歷史的真實意義。
2016.1.24撰成
黃茂森兄召集高雄中學47級同學會暨超級寒流過境台灣時日
黃奏勝簡歷
學歷: 高雄中學初中部、高中部畢業(47級)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暨國家文學博士
美國耶魯大學博士暨博士後研究
經歷: 高雄市立第八中學(左營國中)教師
臺灣師範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
美國布朗大學教授
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現職: 英國劍橋大學終身教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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