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上大正民主尾班車的文藝評論家
少年時代的回憶
劉捷先生，字敏光，屏東縣萬丹鄉廣安村人；日·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民國前一年即一九一０年）出生，現年八＋一歲。萬丹舊名興化部，以黑糖水灌溉的萬丹米馳譽遐邇，因稅收之高，乃有高雄州的美弗箱（聚寶盆）之稱，但田園既為少數大地主所壟斷，令尊劉龍標先生雖任保正，劉家都不富有只可說相當開化。保正就是現在的村里長，管甲長（鄰長）；另有壯丁團有如現在的民防團，但政府付予相當的權限，所以有一則笑話說，一位保正太太搭火車遲到，仍高喊「阮翁是保正，阮孱是壯丁」，想制止火車開動。
劉先生社皮公學校畢業後，幸而有哥哥頂著且令尊也開明，才得往來於屏東繼續讀了兩年的屏東公學校高等科。所謂高等科是附設於規模較大的公學校；公學校分修業六年的本科，及修業二年的高等科，酷似現在的初中，他就讀高等科時，與後來的屏東縣長林石城同班。昔年能高等科畢業，在鄉下就成天之驕子了。
少年時代的劉先生就喜愛讀書，每天下課後牽牛出去放養時，都帶著台灣日日新報及日文雜誌，在草埔問耽讀。當時高雄州下只有高雄中學校，惟台灣人受差別待遇，就讀該校的機會微乎其微，所以離開校園後劉先生只好投入社會。他當過小工，做過多種微小的職務。工作之餘，整個人幾乎被求知慾佔滿；這股慾望鞭策他繼續上進。他訂購日本函授學校的講義錄，苦修英語。在台灣升學既已絕望，如想突破學校的門檻，僅有的一途就是到日本去。
東渡求學，欣逢大正德謨克拉西的風尾
十七歲時劉先生帶著一肩行李及些許盤費，從高雄港搭上一艘貨輪，搖晃了數天抵達了橫濱港。他的綿被是父親用舊報紙包紮的，為到東京塔火車時，因阻礙通行，被乘客拋到車外，只得下車買一領粗草蓆捆綁，好不容易到了帝都。此時，大正天皇已晏駕，惟所謂大正德謨克拉西（Dem ocracy ）的流風尚存，他恰好趕上了民主的尾班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戰時乘歐美無暇顧及亞洲的空檔，獨占了中國市場驟成暴發戶，且出現了空前的民主時代，不但民主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各種思潮，洶湧地流進來，台灣的社會運動也篷勃地發展起來了。台灣各方面的先驅者，都是在這期問崛起的。劉先生費盡口舌交涉，得在東京目白商業學校夜問部插班三年就讀，其間為賺取學費及生活費，做些抄寫工作。辛苦熬了三年，終於商校畢業了，他即束裝返台，躬逢大正德謨克拉西的人，因在自由民主的風氣中受過薰陶，所以無不有獨立自主的胸懷、磊落不羈的性格，尤其到日本求學的人多少受到威爾遜民族自決的影響，對統治者敢挺身反抗。
操鱷高雄初任見習記者
返台到高雄後，就讀訓練汽車駕駛的自動車學校，卻因年齡不足不能考駕照；適校邊有台中的「台灣新聞」高雄支局正在徵募記者，駕駛的老師看他日語講得流利、日文也寫得通順慫恿他做新聞記者，乃報名應徵通過考試被錄用為見習記者，始得和高雄結緣，並結交了地方名士。他主要任務是跑高雄州廳及採訪鹽埕、旗後的新聞；幾乎天天和時任民事調停官的郭國基先生見面並常到郭府。郭先生是判任官，日政府非常器重他且郭太太是日本人的齒科醫生，但奇怪得很郭先生以臭狗仔稱日人，且郭太太也能講台灣話，後來才知道原來郭先是一位戰鬪底民族主義者，難怪其光復後馳騁議壇仍為民主鬪士。當他在台北三選連任誤中奸計飲恨挫折時，劉先生正在辦養雞雜誌，郭先生原擬回高雄經營養雞場乃就劉先生多所求教，後改以收回出租的大舞台電影院自營，養雞之議遂寢。此外，王天賞先生在今五福路開振文書局經銷台灣新民報兼任特約記者，還有楊金虎醫師熱中政治，時任市會議員的旗後潘致祥先生、任警察署通譯的澎湖許秋粽先生、文化協會的薛步提先生、民眾黨的黃賜先生、留日學生盧艇先生等都是經常接觸的對象，另有高雄樓的藝妲烏肉幼仔會賦漢詩，印象特深。劉先生隸屬是楊肇嘉先生領導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有一次在高雄公會堂演講因內容過激，被臨監的警員命令中止，差一點就被檢束。高雄的番仔頭目山下好太郎是右翼死硬派，林獻堂先生到上海在歡迎會上說了一句「我回到祖國來」，返台後竟遭他們毆打，這就是當時轟動有名的祖國事件；還有中林和夫也是右翼死硬派。劉先生說高雄日人不少，且頗多右翼死硬派，郭國基先生處在這當中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在當時已可看出其豪膽的端倪。近閱藍博洲著「沈屍逃亡二二八」一書中有「二二八蜂起的旗手王添灯」一章；略謂：
昭和八年（一九三三） 七月廿九日 ，自治聯盟台北支部在「榮座」戲院召開群眾演講會，除王添灯之外還預定劉捷、蔡培火、楊肇嘉、蔡式穀、葉榮鐘……等台灣人以及六名日本人共十五人。當晚，到了二三九名聽眾，但前上台講演者卻有多達八名被臨監日警命令停講，於是第十一個上台的楊肇嘉終於宣佈自動解散，以下的蔡式穀、葉榮鐘、王添灯也沒有上台。
劉先生第二次和高雄結緣是在第二次大戰中，辭去新民報要到中國大陸之前先返鄉一趟的時候。他應高雄新報之聘担任「電報速記」的工作，為時約四個月，中日戰爭已如火如荼，兵荒馬亂，沒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但該報的台籍記者在光復後被國聲報吸收，且劉先生自大陸返台後也曾在國聲報任副總編輯，老朋友得再相聚倍感親密。在國聲報時，有一天主筆雷石榆請假，社論由劉先生執筆一揮而就，總編輯讀後對劉先生的國文造詣及學識非常佩服。
任職台灣新民報為記者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對台灣人的思想、文化有過重大啟蒙績效的台灣民報，由半月刊改為日刊，而更名為台灣新民報。劉先生得該報董事李瑞麟先生推薦，以廿四歲被延攬北上成為新民報採訪組的記者，並更進一步投身新文學活動。
台灣新民報是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的啟蒙刊物。新民報的記者、編輯，帶有社會運動家或文化人的角色。他是記者，隨時隨地觀察社會的現狀，關心台灣鄉土文學的動向，自然免不了對當時作家與作品，做些詮釋與評述的工作。劉先生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所以涉獵廣博，促使他選擇評論來反應個人的思想。日據時期的二０年代到三０年代，台灣如果有人發表一篇小說或一首詩，不久即有人隨著寫評論，抒發讀後感。文藝評論在那時代所擔任的任務是，替代讀者欣賞作品。很多沒有讀過原作的人，讀過評論之後，也能津津樂道某某作品的優劣、主題、人物、結論等。除了寫文藝評論外，在當記者的這一段期間，他也積極地關懷社會文化問題，對各種現象竭力報導。在這時期得結識日後成為劉夫人的張金雁小姐。他月薪五十三圓，大學畢業的記者多他二元為五十五圓，謝賴登先生以業務員領四十四圓，當時這位鳳山公學士適為四十四歲，每戲稱一歲賣一圓。
文藝雜誌一啗爾摩沙誕生
同年 七月十五日 ，留日的台灣藝術研究會成員：蘇維熊、張文環、吳坤煌、王白淵、巫永福、施學習、陳兆柏、王繼呂、楊基振、曾石火等，在東京創辦了『福爾摩沙』雜誌。根據它的發刊宣言，這本雜誌「在消極方面，想去研究、整理從來微弱的文藝作品，來脗合於大眾膾炙的歌謠、傳說等鄉土藝術；在積極方面，由上述特種氣氛中所產出的我們全副精神，從心裡新湧出我們的思想及感情，決心來創造真正台灣人所需要的新文藝。我們願意重新創作『台灣人的文藝』。決不俯順為偏狹的政治和經濟所拘束，將問題從高遠之處觀察，來適合台灣的文藝。
「福爾摩沙」甫出，立即在島內捲起了旋風；劉先生說：以往在台灣報紙副刊發表作品的作家，多半擅長舞文弄墨，比較缺乏紮實的文學思想和藝術趣味，所以他一看到福爾摩沙大為心動，乃在新民報上寫了一篇評論予以推薦。當年日本作家如想在文壇上建立地位，必須在東京的「改造」、「中央公論」、「文藝」、「新潮」等雜誌作品入選，才是躍登龍門的捷徑，就是稿費既有一定的水平，單行本也不愁銷路不佳，對生活的安定有十足的幫助。
同為日本帝國主義殖地的朝鮮作家，已有多人的作品被登上這些第一流雜誌，但台灣作家卻仍被摒於外。因此，台灣藝術研究會成立的目的，在「為求台灣文學的發展和藝術的發展」外，並希望藉由機關雜誌「福爾摩沙」的切磋，能淬勵出內容更精彩的創作。
請調東京，投身文藝活動
劉先生雖自幼就熱愛文學藝術，惟對當時瀰漫社會的大眾文學風氣不大欣賞。所以閱讀福爾摩沙後，對這本雜誌依然在提昇純文學上的努力，頗有深得我心之感。儘管他依然在台灣工作，心底卻無時不嚮往留學生們的浩氣千雲，以文學為職志的抱負。更因工作日久，愈有所學不足的感慨，於是毅然向報社請調，改派為駐東京記者。他偕伴侶張金雁小姐重蒞東京後，寓居於張文環先生的家，劉先生進入速記學校修習記者的學養。
再度到日本的這一年多，可說是劉先生一生文學活動的高原期。當時，日本文壇並不重視作家的文憑，所在意的是作家實際能繳出的作品成績單，所以他們這些台灣留學生並未認真地去上課。白天通常泡在張文環的寓居，縱論文學，針砭時政，或到處趕場，聆聽有關文學、藝術、音樂的演講，偶或在吳坤煌的牽引下，到製片場當臨時演員；一方面賺些外快，另一方面也可接觸電影藝術工作人員。大夥兒熱情澎湃，樂此不疲；這種大正民主的遺風，一到九一八事變以後，就消逝得無影無綜了。
日本的翻譯獨步全球
當時日本的出版事業已很發達，尤以翻譯事業堪稱獨步全球。譬如：聖經已從當初外國傳教士的翻譯，進步到日人以法語文為介的間接移譯，再進步到日人就希伯來原典的翻譯；又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甫告脫稿，日本有譯本上梓了，因為魯迅先生著手撰寫該書的時候，執弟子禮的日人侍候在傍，替他擔任謄寫的工作，故能捷足先登搶先出版；也就難怪戰敗後的日本，仍以建設文化大國自翔。如孫中山全集及大魯迅全集等，我國俱被日本人搶先了。
劉先生透過日本譯本，拚命攝取各國作品的菁華以及各流派的文藝思潮；他說：「我們的目標很高不只將眼光放在日本和東方文學，而是放在整個世界文學；舉凡重要的思潮與流派無不涉獵。例如：十九世紀的舊俄文學、法國文學、英國文學；杜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巴爾札克、雨果、狄更司、薩克萊等的小說，甚至連新興的美國文學，如辛克萊作品，無不勤於閱讀、研究。
當時日本文壇，有如我戰國時代，非楊朱則墨翟一樣，乃非普羅文學則新感覺派，因此作家喜愛在文章中引用左翼的言論是不足深怪的，部曾經因我們此地的御用學者不明此一時潮，原已列祀忠列祠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也因他的檢舉而被追放了，迄鄉土文學重新得到評價後，這位台灣的魯迅乃得再進祠了，真好笑。日政府為壓制共產思想的坐大，對人民陣線展開全面取締的行動，劉先生這次掃蕩中首遭波及。
初嚐鐵窗滋味
原來，日本警視廳對這群台灣留學生，整天聚會談論思想、文學早已不滿；取締行動開始後，他們盯上幾個特定目標張文環、吳坤煌及劉捷等就上榜了。張文環為人四海，交遊廣闊，在他的異國朋友中，有一位朝鮮人經營一份「開拓」雜誌。警方認為「開拓」含有共產主義毒素，便將這位朝鮮人收押，同時又在張文環和劉捷的家中各搜出「開拓」一本，據此誣指兩人也是共產份子。劉先生表示，「開拓」是在市面買來看的，但張先生都在獄中屈打成招，供稱劉捷的那一本是他送的。兩人的口供不符，惹得東京本富士警察署的警員大怒，將二人留置了九十二天。這漫長的期間，張小姐在神田商工會館擔任打字工作，自食其力，苦候男友回來。日本社會視思想犯為良心犯，這是和我國最大的不同。所以雖可長期留置夏天進去後冬天才出來，但不人道的恐怖倒是沒有的。
當時所謂左翼，並非真的抱持無產階級的觀點，尤其台灣人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蓋在異族統治下，情勢迫使作家在寫作時同情弱小貧病者，這是不得不如此而已。
民國二十二年元月十日，「福爾摩沙」第二期出版，劉先生在該期發表了一篇「一九三三年的台灣文藝」，備受矚目。同年 六月十五日 ，「福爾摩沙」出版第三期後，因資金告罄，不得不宣告停刊。
編輯新民報學藝欄
速記學校的學業結束後，劉先生即揮別東京返鄉，繼續在新民報工作。當時新民報的總編輯是吳三連先生，他在新民報換過幾個職務，也曾接辦過等於現在副刊的學藝欄。在編輯學藝欄的這段期間，他接觸了更多的作家和文藝作品，更加堅定提昇台灣文化的心願。
日據時代，台灣人到日本留學，大都以醫師與律師為日後目標因這兩種行業俱收入豐富且有優越的社會地位。社會運動雖已稍具基礎，但一般人對文學或藝術仍漠不關心。因此，在編學藝欄時，劉先生極思藉台灣文學的發展，以提昇台灣文化的水準。當時的投稿並無稿酬，但仍不減低作家們創作的熱情。他猶記得林芳年和郭水潭，時常寄稿子給他。此外，他也憑平日的交情，四處請作家朋友賜稿。當時，日本報紙的學藝欄通常採行企劃編輯，由主編擬就一個計劃，再敦請學有專長的作家執筆，有時候還要派記者前往取稿。惟在台灣，一則沒有稿費，二則文學風氣不如日本，所以只好先做紮根的工作。譬如：常在版面上刊登文章，討論「中央公論」發表過的某篇文章，或者為一般讀者設計些淺顯的內容，諸如：「如何使藝術大眾化」等。
鄉土文學曾盛極－時
三十年代初期，鄉土文學在台灣曾經極一時之盛，經過討論的結果是：內容決定形式；凡是內容呈現出台灣人的思想、生活、習慣，無論它的形式是採用日文、英文或漢文，皆可視為鄉土文學，就如台灣人也可以穿西裝或和服一樣。換言之鄉土文學只不過是表現自己生活的特性，其形式是個別的，思想底層卻是普通性而平等的。用日文來描寫台灣人的生活，並無矛盾；因為我們不僅是台灣人，同時也是人類的一份子。不明就裡的人也許不敢相信，一些不懂漢文的文學家竟是首揭民族大義大縣，勇敢地向統治者宣戰的鬪士，因為他們才是受到新思潮啟發的人，而不懂日文的人，反而頗多歌頌外，僅能發思古幽情，作無病呻吟而已。
台灣文學為文聯的機關誌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台灣知識份子菁英，群集於台中，成立了台灣文藝聯盟，創辦了「台灣文學」雜誌。文聯在其機關刊物的發刊宣言提到幾個標的：
一、關於文藝團體的組織，目的在促進台灣的新文藝運動。
二、積極獎勵能暗示大眾前進的創作。
三、注重文藝大眾化。
四、傾全力出版文藝雜誌和單行本；開文藝演講會，或公演劇本。
五、評擊一切反動作品，同時對我們所犯的錯誤，毫無躊躇地去清算。
是日下午在台中市小西湖酒家召開的台灣文藝大會現場，雖有大批日警小心地戒備，但大家依然決議通過成立「文聯」，在這歷史性的集會，劉先生也以台灣新民報學藝欄編輯的身份，躬逢其盛，親眼目睹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高潮。後生者如我的這一代，就沒有這種雅福了。台灣雖是日本的殖民地，只因為日本是被國際承認的法治國家，才能這樣做到。
在新民報工作的這一段期問，劉先生不斷地從事工作，他秉持一個信念，即「一個批評者要具備服務的觀念和精神；因為他是為人作嫁，不但要闡揚好的作品，幫助一般讀者介紹、分析作品的精奧之處，也要能給作家帶來啟發。啟發並非教他，而是幫他找出以後可能發展的路線，給他一個建議；這是批評者應有的認識。」他在評論的領域，除了「福爾摩沙」第二期的「－九三三年的台灣文藝」外，「還有台灣文學鳥瞰」、「民間文學的整理及其方法論」等數篇重要的作品。此外，他也以郭天留、張猛三為筆名，寫過小說「藝妲」，現代詩「秋天的嘆息」、「給亡友的獻詞」。
結集台灣文化展望被查禁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他將在報刊上發表過的作品，結集為「台灣文化展望」出版後送審時由總督府警務局審閱課下令：「發賣禁止」，除給劉先生三冊留為紀念外，所餘悉皆沒收燒燬。劉先生領回的三冊中一冊送給侄兒，但自留的兩冊在光復後首次被捕時為某令尊並所有藏書全部燒燬，侄兒受贈的一冊遂成天下孤本。這是一部台灣文學及社會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獻，我受贈拷貝兩本，為保存文獻正在移譯。
全書計分三篇，第一編的首篇「台灣思想運動略史」，是對台灣民族、政治、社會運動作歷史的記述，可以說是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的先河，也是第一部以台灣人之手寫成的重要文獻，惜只存目錄第一章第六節以下的內文，盡付闕如。但綱舉目張，章節的分類別具匠心。第二章共產主義思想之勃興計：分七節及三段。第三章台灣民眾黨；未見分節；第四章台灣文化協會：計分五節。第五章勞動運動，分三節，第六章農民運動，分十八節；第七章台灣共產黨，分五節及三段，第八章海外學生運動，共分九節；第九章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第十章亞細亞主義運動。這些存目而內容刪除的都是犯時忌的。因該書序文所押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二月，正是日、昭和十一年，也是民國廿五年適為抗戰前夕，已是漸入所謂非常時體制，可看出大正民主時代台灣社會運動篷勃的一斑。我逕與葉著及王詩琅先所譯「台灣警察沿革誌」對照，才發現頗多這兩書所無的，太可惜了。寫史當然以目睹耳聞最珍貴，否則難免隔靴搔癢，不能觸到癢處。
第二編社會問題，這是劉先生任新聞記者的成績單，觀察入微，分析嚴正，涉及廣泛，敘述生動，行文如行雲如水且極富幽默；令我領悟劉先生的博學及日文造詣。第三篇是台灣文學論；計有：新文學運動之批判；關於台灣文學的備忘錄；台灣文學鳥瞰；民問文學之整理及其方法論，實已描畫出台灣文學史的輪廓了。
當時日本文壇的潮流是非普羅文學則為新感覺派；列祀忠烈祠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竟受檢舉他左傾被驅出，至鄉土文學受肯定再入祀。我們在劉先生的文章裡可到處看到唯物論與辯證法，這在日本非常時期尚不犯禁忌反而我這個白色恐怖的過來人，讀起來有由腳底癢起來的感受。
脫離報界 遨遊神州
七七侵華戰爭揭開後，言論空間緊縮，尤以文藝工作者多受箝制，喪失發表作品園地，生活陷入困境，不少人不得不到中國大陸謀生；特別是過去社會運動領袖如楊肇嘉先生、吳三連先生帶有走避日警監視用意，劉先生也到北京定居。在第四中學教授日語。他在北京住了五、六年，輾轉到了徐州、南京、上海等地經商，不得不和文學脫節，到光復後才返台，睽違了家鄉十二年。他在大陸參加傳奇人物李鉎源初婚的婚禮；李的父親李盧己是總督府的間諜，他曾競選台北市長，借機擇在打鐵街遠東戲院備祭品請兩位司功為二二八殉難同胞超度，以此嬴得郭大砲稱許，奮勇前往助選。他經舊同事林佛樹介紹，先在林茂生先生主持的台灣民報任採訪記者。
投效國聲報三住高雄
適高雄市政府接收日產南報商事社的印刷機及鉛字創辦的機關報 ― 國聲報改組，教育科長王天賞先生被調來擔任執行董事兼發行人，劉先生竟和我們成為同事了。記得我大概是三十五年春夏之交到職，初任採訪記者，於秋間考入師範學院史地系，乃改任台北通信員。這中間劉先生被羅致為副總編輯第三次住高雄。總編輯是陳香，福建人，近閱李世傑先生大著，常看提到有一位匪諜也叫做陳香，是否為同一人就不得而知了。主筆是雷石榆，廣東人，日本中央大學畢業，是詩人，猛追舞蹈家蔡瑞月女士終於得手，婚後在法商學院任教，後以被捕聞。另有李言任採訪主任、周生必任高雄版編輯，這兩位及另一位顏阿參先生都是原在高雄新報任職的。還有顏阿岩、張逸群、黃丁榮等擔任記者。
不久，台北分社成立，劉先生調為分社主任，我仍任記者，謝賴登先生任業務員。謝賴登先生，複姓謝賴，單名登；因劉先生叫他賴登兄，他乃當面訂正。他是鳳山人，鳳山公學校第一屆卒業生，難怪他的日語是半精白維，常有轉訛以致鬧出笑話。他率團旅遊日本時，將視察訛成自殺，若無其事地說：「我們是來內地自殺的」，使聽者大吃一驚。他自稱為「海口」仙常言「外交若〔Na〕學有起，免驚無柴及〔ka〕無米」。他富有民族意識，投身台灣文化協會，為一名「撲死無退」的勇敢戰士，尤對台灣農民運動貢獻卓著。台灣的農運是在鳳山發韌的，以農民組合之故，與楊逵、葉陶夫婦及劉啟光等交稱莫逆。他是為當時台灣人的唯一喉舌 ― 台灣新民報最得力的推銷員屢遭日警干涉，不稍屈服。劉先生最近告訴我，他為人幽默，善編歌謠，出口成句，其作品多在「伍仁報」發表，堪稱是台灣阿Q ，其一生事蹟可媲美魯迅先生的「阿Q 正傳」。
楊逵先生雖為他結集成「謝賴登民謠集」，廣告也上報了，惜因二二八楊先生被捕，遂無下文，至足可惜。採訪主任李言先生是在二二八事件中殉職的。顏阿參先生字桂薰，他是澎湖望安人，光復後先任楠梓國校校長，後回歸為國聲報編輯，二二八後改行捕魚，漁船遭難失綜。周生必先生在中華日報任日文版編輯，每週寫一篇「週間經濟展望」，膾炙人口。他是林園人，因他的千金是我的學生，所以我曾到林園做家庭訪問時，得以敘舊。
我漏記一段，即台北分社成立之前天賞先生轉來宋霖康毛遂自薦的信函，自言是留學日本的中學，對推銷業務滿有把握，我乃在鐵路局獨身職員宿舍找到他。他是客家人，但福佬話講得很好，也許是賦閑的模樣，要求的條件太優厚，所以我不敢答應。後來郭大砲在台北和高玉樹之弟楊玉城聯合競選省議員時，我才發現他已成了高玉樹的五虎將之一，是為疏導客家的票，以扳倒郭先生的工具被利用的，他裝窮免費搭車，另一位王英石也是免費搭車。未在競選中披麻帶孝抬棺材遊街，也算出盡了風頭。我得識荊許乃昌、王白淵先生，都是在這段期問，得劉先生的介紹，其對我的提攜值得感謝。
三十六年寒假，我歸省返高，乃在編輯部助理編務，劉先生也回屏東省親。自第一屆光復節後，當局不顧省民反對廢止報刊的日文版，但我因幼年在書塾讀過漢文，且留學京都時得前輩黃濟清先生的指導，以台語唸漢文很有把握，何況日本的中學課程，以國（語）、漢（文）、英（文）、數（學）為昇學重要科目，所以對漢文稍具造詣。因此，對用中文寫稿，倒沒有感受不便。
躬逢二二八事變
寒假快結束的時候，國聲報突然發生重大變故，在董事會中，因王清佐先生的倒戈，王天賞先生失腳，分由陳啟川先生任社長、王石定先生任發行人。人是現實的，全體員工一時對天賞先冷眼相看，我有所不忍，趨前安慰他，獲他道謝，邀我同道返家。王夫人慇戀招待，烤烏魚子佐酒淺酌，天賞先生感慨系之，我乃以塞翁失馬，請他何必念茲在茲，於酒酣前辭別。
我返校後不久，不幸的二二八事變勃發，昏庸剛愎的陳儀處理失當，由請願懲兇憮卹，演變到要求改革政治，因長官公署圖以武力鎮壓，星火遂成燎原，更因軍統、CC 混入使處理委員會變質，令人心痛。在事件中國聲報忠實報導，觸怒要塞司令部，被迫改組，由中華日報主筆彭勃到職主持。計李言先生遇害，早已離職的王天賞先被捕，王石定先生遇難；石定先生外，尚有黃賜先生、許秋粽先生等三位市參議員遭難。因師院停課，我回到高雄後，偶在舊聖帝廟門邊看到告示，有流氓一名王天賞在押，證實天賞先生吉人天相，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即到王府告訴王夫人這個好消息。當時被捕者無不被冠上似是而非的流氓誣稱，其實十九都是國民黨員，幾使國民黨蒙羞。從此，國聲報的同仁大都散夥了。聽說：劉先生在襲擊屏東機場之役，被借重擔任通譯，幸以字通用，所以事後得保住一命。
鐵窗五年 否極秦來
三十八年秋間，我偶在屏東街上碰到他；他說：肥豬出滌，今晚要拜豬滌公，邀我住一夜以便互訴離情，我喜出望外接受同往。當時，劉先生借用屏東國代張吉甫先生店口的一角，排一個桌子做代書，因收費低廉顧客不少。我在劉府初次和劉夫人見面；她超塵絕俗，不似鄉下人，秀外慧中堪稱是賢內助。劉先生告訴我：她是台北人，他們兩人同庚，在台北結識，在東京同居，返台後再補行婚禮。當夜邀了幾位鄰居來陪伴。他們雖是鄉村青年都很有教養，令我佩服；真是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以後我風聞劉先生涉嫌匪諜被捕，但在白色恐怖的暴風圈煎熬，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自顧不暇，豈敢飛蛾撲火。咋夜（ 八十年一月廿六日 ）劉先生再度來訪寒舍：此次是偕夫人同來，得悉他光復後以匪嫌入獄兩次，長達五年。首次在獄中研讀禪與西田哲學並學會相命。重陷囹圄時，為獄卒、難友看命，因奇準無比，咸嘖嘖稱奇。因此，重獲自由後，暫時以相命餬口。不久為養雞雜誌執編務，但該誌拓展業務成功後，却被棄如敞屜，只得另起爐灶，於五十三年八月十五日獨資創辦「農牧旬刊」。該刊是畜牧的專業雜誌，每月逢五、十五、廿五日出刊一期，七十九年底止已發刊九五0期，業務蒸蒸日上每期印刷一萬本。他每期交稿兩篇，多由專家、學者執筆，由兒女分任其他工作，雖是家族經營出版事業，但在雜誌界中是享有盛名的。
老來的劉先生伉儷養生有道俱身體硬朗；劉先生健談如故，每遇鄉土文學活動，無不欣然接受邀請前往參加，為後輩作家們做回顧演講。
他們臨走時送我一本黃武忠編、號角出版社於七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初版的「美人心事」。俟客人走後我才翻閱，有劉先生的作品：「舞女金雀」、「藝旦」及「台灣藝旦社會學」三篇輯在裡面。翌日讀完後，我才發覺都是服務台灣新民報時代的舊作。可以說是他採訪社會新聞的收穫，並可回味他青年時代在台北大稻埕脂粉陣中留下的韻事。
該書錄有：七十三年九月廿日下午三時半，假聯合報會議室由聯合文學主辦的「文人與藝旦」座談會的記錄。參加者計有：王昶雄、巫永福、吳松谷、林芳年、周添旺、郭水潭、黃得時、楊逵、劉捷、龍瑛宗，另有吳漫沙、楊熾昌兩位的書面意見。詩人瘂絃致歡迎詞後，推劉捷先生為主席，就：（1）藝旦的時代背景、（2）如何才能成為一個藝旦、（3）文人與藝旦的交往情形、（4）藝旦的民族意識、（5）藝旦的變遷情形的五項題綱，各抒意見，讓前輩作家們在回憶中喚回韶華，忘卻老之將至。內容精采。在座談會中，楊逵先生一直沒有說話，大家請他發表一下意見。楊先生說：「我出身寒微，沒有能力上藝旦間，所以沒有經驗；今天是來聽各位說故事。我卻因學生身份，不敢出入風月場所，所以一時引起好奇，將「美人心事」全書，一口氣地讀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