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求學階段，進入雄中，離開雄中，都屬偶然──至少感覺如此。
那是1942年 7月1日，黃丁戊老師要我們在火車站旁的紅磚樓前高雄中學門口會合。以前經過同一條路上有二所以紅磚樓為門面的學校，都是派頭十足，莊嚴肅穆的學校。一直沒敢進去探個究竟。現在可以確定，火車站旁的就是高雄中學。是否因為有老師帶著，心裡並無畏懼的感覺。
考「國語」── 之所以打上括弧，是因為7年前的日本話「國語」，現在變成中國話的「國語」，而父執輩皆稱之為「北京話」── 算術和常識。當時老師都交代，不要「假博」寫完就繳卷，一定要好好檢查、驗算，要等打鐘了才繳。當時的鈴聲就像早期門上的電鈴，聲響不及的地方，由工友搖鈴示意（賣豆腐也用同一種鈴）。第二節考算術。有一題時鐘問題沒作，空著。等很久鐘還是不響。也可能那天有點感冒，就趴在桌上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監考老師把我搖醒，好心叫我不要睡覺。考完算術出來，老師說：可惜。昨天剛叫你們回校溫習功課，就是要教你們時鐘問題。我因為下大雨，且第二天就考試，不想冒雨走30多分鐘，還要經過墳地到學校去，而且是不是要等到天黑才回家還不知道。當時沒聽過補習甚麼的，只有後來才聽說有幾位高雄的tycoons的子女請過家教。那時候沒有標準本教科書，所以時鐘問題也是臨時補充的項目。
中午時分有一位住前鎮的張同學的父親招待老師到對面「飯店」吃飯，我們就被夾帶過去分享。吃飯中間下大雨，雨特別大，所以印象深刻。後來注意到，每到7月1日前後，都會下大雨，直到最近時序有點亂，7月有的時候都很少下雨。
考前、考時、考後，都不會緊張；父母自己都忙得不可開交，自然不會為此緊張。等到收到報到通知單，才知道考上了。沒有緊張期待，自然也不會有考上的喜悅。報到、口試、體能測驗、分班、新生訓練。服裝是白上衣，卡其短褲，童子軍課穿卡其上衣，戴大盤帽。有一些見過世面的老大，就把帽子摺成西部武俠戴的很帥氣的船形帽子。最恨的是穿短褲。那時冬天的時候，高雄平均溫度是十三度上下，有時會降到十度、八度。上身可以穿得燒滾滾，下半身只得漏涼粉。一面上課一面打哆嗦，實在不是滋味。看到有些同學都不會起雞皮疙瘩，真佩服。怕冷是到了第二節課以後。第一節課的時候還好。因為清晨上學要走差不多三公里路，而且常是三、四個同學一起競走。通學生更厲害他們常要跑步趕著上火車，出了車站，也是常要跑著趕升旗。火車不按時走是常有的事。
戴帥氣的船形帽子的當中，有幾位玩太保。那個時候玩太保的，雄中好像較沒名氣。我只知道三中有「光棍團」，雄女有「玫瑰幫」，市女有「十三貓」。市女只有初中部，可是聽說「十三貓」很凶。看不順眼的「小輩」男生，可以從對街把他叫過來摔耳光。
有一天下午，突然下起西北雨。是高一學長。他一看國旗在淋雨，就衝上升旗台。旗座是四面梯形網狀鐵架。匆忙之間，小指頭還挾在交叉的鐵片之間，人就跳下來了。愛國的行為值得表揚，小指頭就用藥水泡著存起來，只是現在已不知下落了。
初二下（1954），太平艦被共匪炸沉了。全國掀起建艦復仇運動，愛國青年踴躍捐獻（後來省議會問到了這筆捐款的下落，國防部回答：那筆錢是專款存起來了；再後來大家都忘了，也就沒人追究了）。還興起一陣請纓救國熱潮。我也被捲進這股熱潮的漩渦。有幾位同學相邀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去，要志願投身海軍士校。因為要有家長的切結書，父親又不肯出切結書，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後來上大學，房東的兒子哭著要母親幫他贖身，繳還五年來的費用給士校─他原來被告知的是五年後就可以退伍）。不過直到現在一提到這件事，還為自己慶幸。
一年級是新鮮人，甚麼都覺得新鮮。音樂課是劉天霖老師教的。他著重演唱。用的是作曲家黃友隸(住在高雄，前不久才過世)編的課本，黃褐色書皮，有一點份量的樣子，採用許多中國與西方民謠。趙元任的〈教我如和不想他〉，徐志摩作詞的〈偶然〉，曹雪芹作詞的〈紅豆辭〉，民謠〈小毛驢〉，蘇格蘭民謠〈Lock Lomond〉,算算竟然有20來首曲子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有時候想起來還很懷念地唱唱。只是他教樂理是隨便提一下：五線譜、升記號、降記號、休止符等等，然後就叫我記：SI MI LA RE SO DO FA，再倒背過來。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他只教我們一個學期就轉到他校去了。他是我頂懷念的一位老師。他走後接手的是杜麟老師。他是幹校音樂系出身的，擅長長笛，很和氣的，教學也很正派的。自本校退休後，中華藝術學校借重他的長才，禮聘他去指導合唱團。
一年級到三年級都在 國文 老師羅聯絡負責督導的第四組裡。導師的薰陶教誨最有效。雖然有公民課，給人的印象卻是聊備一格的課程。老師不重視，學生當然也就不會重視。倒是班導師與學生相處的時間較多，而且國文課的時數也多， 羅 老師較注重學生人格的培養，「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益友有三」、「人無信不立」，謙虛、守信等等一些行為準則，深植內心。在這裡我要 向羅聯絡 老師說：「老師，謝謝你！」
本校足球隊，無論高中部或初中部，都是全市各學校所難望其項背的。甚至社會組強隊雷鳥，也曾來學校較量過，都踢得難分難解。其中高中部「山地生」柯秋田最令人印象深刻。後來他考上高雄醫學院，當過法醫。初中部的許文彥最刁鑽。小小的個子，帶球過人是他的拿手好戲，甚至於曾經一個人把球帶進對方球門。他後來被保送進成大。另一位也是初中部的人物，最具戲劇性的王健。他是不受拘束的野馬，雖然踢的是後衛，卻常常衝到前線搶人家的球。說到多才多藝，一定要提到他。小喇叭是他所愛的，繪畫是他的依歸，開設王健設計藝術學苑,，現任文化大學美術系、印傳系副教授。
籃球隊常常和水產學校（後來的海專，現在的海洋科技大學）的校隊爭冠亞名次，卻較之更為叫座。美國基督教歸主籃球隊，分東西兩隊，全球宣教。西線隊到高雄來，都要找本校籃球隊較量一下。野球隊和高雄商職的爭高下，排球和高雄工職拚首席。至於乒乓球隊，就無人能攫其纓。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禮堂北邊的圖書館。由於校風開放，而且當時日文書又看不懂，台灣人的著作又被禁絕。只有看翻譯小說：泰山叢書、基度山恩仇記，俠隱記等。再就是填補空檔的中國五四運動以至二十年代的作家，如謝婉瑩（冰心）的〈鴿子的通訊〉、魯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舒慶春）等人的雜文。最有趣的是看了一本錢穆的〈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史〉。他說：中國人是謙虛、含蓄、探究內心精神世界；西方人是開放、進取、冒險、不講究內心精神的探索，只求外現。一個初中生，在拜讀之下，覺得是探得中西文化的精髓。後來多看多聽，覺得就是孫中山先生批評的：以螟蛉為子，腐草為螢的看法而已。錢先生後來被選為中研院院士，死後政府供他住的房子卻要不回來。
離開雄中（嚴格說，是沒能考上高中部）也是偶然。雖不是乖乖牌，至少不會惹是生非的。奇怪的是不知甚麼時候開始，尤其在將進入初二時，突然覺得寂寞苦悶。哥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好像瞭解地陪我默坐海邊的磐石。有時無緣無故地覺得每一個人都對不起我，竟可以一整天說不到「兩句」話。西子灣成為常去的地方。有時一坐一個下午，直到天實在都黑了，怕父親，怕母親擔心，才騎着腳踏車，踩着一路莫名其妙的苦悶回家。就在這種情況下初中畢業了。
升學考並不困擾我。第一天考國數英，第二天考常識、自然。悶悶地考完第一天，考題也沒為難我。第二天載着隔壁的一位小朋友，說，考完就載他到西子灣去玩。考完第一節，也不跟同學打招呼或討論什麼，就去跟那位乖乖等在樹下的小朋友商量，一起分吃一個便當，等「下午」考完一起去西子灣。他不要。我想可能他不好意思分吃便當，就說要請他在就近飯店吃飯，他也不要。算算載他回去，下午二點回來考自然，還有時間在家裡溫習一下。路上還把準考證拿出來來看看。沒錯，下午還有一節。回家吃過飯，把下午要考的看過，還有時間躺一下。等時間差不多了，又騎着腳踏車到學校。到校門口一看，靜悄悄的，心頭一緊，把腳踏車摔在一邊，衝到第一棟樓上考場。一個人影也沒有。又衝到禮堂，想大概都到禮堂去了，那邊場地較大。還是沒有人影。剩下最後一個希望，到教務處問。還有一位先生守著。他倒輕鬆，叫我看看準考證。一看，以為是下午要考的那欄，寫的是口試與日期。轟！腦袋一片空白地踩着腳踏車回來。這次不是踩着苦悶，不是踩着煩惱，是踩着一腳一腳的空。回來自己一個人坐在窗邊飲泣。吞着一口一口離開雄中的苦與戀。
1963年分發到市立八中實習一學年，1965服完一年兵役才來本校。原先希望在家附近找學校，問了二所學校，都說沒有缺。當時的行情是一個缺三千元，而我的月薪是820元，只好另找他校。剛好同學趙中興──中國航運公司副總經理退休──已先進雄中一個學期。他告訴我雄中還有缺，師大英語中心的學生，校長是很歡迎的。就硬著頭皮找王校長問問看。他問了科系，就給我一張草聘，叫依時報到。這裡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要交代一下。傅建中是市立二中同班同學，在師大英語中心卻是高我一屆──我轉系進實驗組，要從頭來，所以慢了一屆。因此他早我一年進雄中；趙中興是師大英語中心的同班同學，他到省立嘉義中學實習一學期後，就轉到本校完成實習一年的要求。他較我早到一個學期（早一學年半學年，是沒有把一年兵役時間計算在內）。我在結業那年不能到省立高雄中學，是因為高雄市是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的試辦地區。我們算是實習教員，只能到初級中學實習。為什麼早一屆的不必到初中實習，與我同屆的也不必到初中實習呢？只因我們那一屆，剛好實施省辦高中市辦初中，所以早我一屆的可以直接到省中，我不能。至於趙中興是在嘉義非試辦地區，不必到初中實習。當然從省中轉到省中就沒有這個問題。這聽來好玩。更好玩的是，別的大專學校畢業生卻不必實習，不是實習教員，不必到初中實習可以直接到省中來。因此師大校長杜元載去跟教育部長黃季陸解釋說：師大畢業生除了要修完一般大學的學分外，還要修教育、教學的專業課程，完成後算「結業」，實習一年也是必修學程。都完成了才「畢業」。所以雖是「實習教員」，資格應該是比一般大學的畢業生更完備。教育部這才取消對師大畢業生的資格限制。以前教育部也搞了一件妙事：我們高中畢業那年，張其昀剛到任部長，主張通才教育，大學聯考不分組，每科都要學，都要考，只是政策等到我們高三下才確定。因此那年考上大學的學生也特別「幸運」，只要想轉系，隨便怎麼轉都行，轉來轉去，每一個學校都很熱鬧──張其昀還創辦了文化大學，因此被稱為「偉大的教育家」。這種事要是發生在現在，甚麼部長？不被轟下台才怪。
到雄中來沒有當導師。要當導師要有特定身份，要不然就是你向校長表示你需要那份導師津貼。
雄中提供一個很好的教書環境。王校長喜歡依規矩行事，不喜歡迎送一類的繁文縟節，所以不必為過年過節，或拉攏感情，或是否續聘等問題操心。還從家長會費裡撥一些錢來補貼員工（那時候家長會還沒獨立，會費是任校長支配）。他為照顧員工，把他的宿舍割出一大半作幼稚園，以便有幼小子女的員工安心工作。更叫人「感心」的，他在退休的前一學期，將幼稚園結束，不讓繼任者為難。
王校長常提醒員工，學校的主體是學生，所有建築設備，所有員工是為服務學生而存在。教師不可以利用學生做工具來得取利益，用手段來造就自己的聲望，譬如拚命考試至於壓縮學生休閒或做其他活動的時間。他認為中學是為學生打下基礎，為將來更進一步的學術發展作準備。更重要的是，中學應該是為國家社會培育健全且優質的國民的主要機構。所以以教學成績來評量教師的成就，有的時候難免偏離焦點。可是此外難以找到客觀的衡量標準。這是兩難，卻也是必要之惡吧。所以教書是良心的工作，形式的要求只是一個基本罷了。而我很自然也很自在的以對學生負責為第一優先。
對教師的尊重，對學生的尊重，造成了學校整體的自由風氣，也造成了師生皆習於實事求是的精神。然而對公平原則的要求，他是相當堅持的。這一點也使得家長們很放心的將其子弟交給學校，不必擔心有歧視或不平的待遇。關說的事也就甚少聽聞了。
最懷念的同事，除了其他人，就屬 羅清雲 老師和許清琛校醫二人了。 羅 老師家境大概不會比阿扁他們好到哪裡去。台南縣學甲人，南師畢業就到高雄忠孝國小教書。單薄的薪水要拿回去貼補家用，不敢租房子。以教室為家，以課桌椅為寢具，人不堪其苦， 羅 老師也不改其樂。服務三年再去考師大藝術系。分發到七中，再轉到本校來。對藝術的追求很執著，教學有創意，最厭惡抄襲。所以對學生的要求自然不會馬虎。下課後打一場網球是唯一的娛樂。然後兩個人，東西南北地聊到天黑了才回家。與鼻咽癌奮戰八年多，唯一聽到他述苦的一次，提到頭痛睡不著覺，一邊壓痛了換到另一邊睡，然後聽到液體從一邊流到另一邊。尤其當最後一次開刀，切除轉移肺部的腫瘤當天，羅師母說：他都不會叫，不會痛，還坐到床沿來。他竟然說：那裡不會痛，是沒辦法呼吸，才坐起來的。想想上顎拿掉了都難不倒他，他還是有自己的辦法處理吃的問題，依然跑到印度、西藏找靈感。他迷戀樸實的文化，對印度人、西藏人的純真樸實、無怨，對當地人的衣著色彩，可說連魂魄都被慑吸住了，晝夜難捨。住院7個月，後5個月處昏迷狀態。之前四、五個月，還跑到附近公園作素描寫生。對藝術的執著，對生命的執著，令人感嘆。自然、純樸、色彩、厚實形成他的畫風的重要元素。台北美術館收藏40幅他的畫，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也有收藏，高雄美術館更收藏保管了多量他的畫。
至於校醫許清琛，是一位古樸清純的長者。 許 醫師在本校任校醫很久很久。走路緩緩的，講話緩緩的，溫和敦厚，看到人總是微微地笑著。三個孩子都是校友，都是醫生。二位台大醫科出身的，一位北醫出身的。安安靜靜地來，安安靜靜地下班。很少人注意到他。老護士陳月裡，是日治時代訓練出來的，很熱心，很慈愛，像媽媽。她跟 許 醫師，最合適。學生有這兩位守護者，就好像有父母親在身邊一般的安適。
當過雄中學生，又在雄中執教34年，是有說不完的故事。先休息一下再說。一生執教36年，不算長，也不算短。看到時代的前進，看到青年新進，一波一波的新動力，看到新進老師的敏捷與效率，他們的熱心活力，覺得是接棒的好手。一方面九十高齡的母親是需要我更多的服侍與照顧，是以於1999年提前退休。想到這許多師友，一生兢兢業業，我也不能當安逸的老人！
那是1942年 7月1日，黃丁戊老師要我們在火車站旁的紅磚樓前高雄中學門口會合。以前經過同一條路上有二所以紅磚樓為門面的學校，都是派頭十足，莊嚴肅穆的學校。一直沒敢進去探個究竟。現在可以確定，火車站旁的就是高雄中學。是否因為有老師帶著，心裡並無畏懼的感覺。
考「國語」── 之所以打上括弧，是因為7年前的日本話「國語」，現在變成中國話的「國語」，而父執輩皆稱之為「北京話」── 算術和常識。當時老師都交代，不要「假博」寫完就繳卷，一定要好好檢查、驗算，要等打鐘了才繳。當時的鈴聲就像早期門上的電鈴，聲響不及的地方，由工友搖鈴示意（賣豆腐也用同一種鈴）。第二節考算術。有一題時鐘問題沒作，空著。等很久鐘還是不響。也可能那天有點感冒，就趴在桌上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監考老師把我搖醒，好心叫我不要睡覺。考完算術出來，老師說：可惜。昨天剛叫你們回校溫習功課，就是要教你們時鐘問題。我因為下大雨，且第二天就考試，不想冒雨走30多分鐘，還要經過墳地到學校去，而且是不是要等到天黑才回家還不知道。當時沒聽過補習甚麼的，只有後來才聽說有幾位高雄的tycoons的子女請過家教。那時候沒有標準本教科書，所以時鐘問題也是臨時補充的項目。
中午時分有一位住前鎮的張同學的父親招待老師到對面「飯店」吃飯，我們就被夾帶過去分享。吃飯中間下大雨，雨特別大，所以印象深刻。後來注意到，每到7月1日前後，都會下大雨，直到最近時序有點亂，7月有的時候都很少下雨。
考前、考時、考後，都不會緊張；父母自己都忙得不可開交，自然不會為此緊張。等到收到報到通知單，才知道考上了。沒有緊張期待，自然也不會有考上的喜悅。報到、口試、體能測驗、分班、新生訓練。服裝是白上衣，卡其短褲，童子軍課穿卡其上衣，戴大盤帽。有一些見過世面的老大，就把帽子摺成西部武俠戴的很帥氣的船形帽子。最恨的是穿短褲。那時冬天的時候，高雄平均溫度是十三度上下，有時會降到十度、八度。上身可以穿得燒滾滾，下半身只得漏涼粉。一面上課一面打哆嗦，實在不是滋味。看到有些同學都不會起雞皮疙瘩，真佩服。怕冷是到了第二節課以後。第一節課的時候還好。因為清晨上學要走差不多三公里路，而且常是三、四個同學一起競走。通學生更厲害他們常要跑步趕著上火車，出了車站，也是常要跑著趕升旗。火車不按時走是常有的事。
戴帥氣的船形帽子的當中，有幾位玩太保。那個時候玩太保的，雄中好像較沒名氣。我只知道三中有「光棍團」，雄女有「玫瑰幫」，市女有「十三貓」。市女只有初中部，可是聽說「十三貓」很凶。看不順眼的「小輩」男生，可以從對街把他叫過來摔耳光。
有一天下午，突然下起西北雨。是高一學長。他一看國旗在淋雨，就衝上升旗台。旗座是四面梯形網狀鐵架。匆忙之間，小指頭還挾在交叉的鐵片之間，人就跳下來了。愛國的行為值得表揚，小指頭就用藥水泡著存起來，只是現在已不知下落了。
初二下（1954），太平艦被共匪炸沉了。全國掀起建艦復仇運動，愛國青年踴躍捐獻（後來省議會問到了這筆捐款的下落，國防部回答：那筆錢是專款存起來了；再後來大家都忘了，也就沒人追究了）。還興起一陣請纓救國熱潮。我也被捲進這股熱潮的漩渦。有幾位同學相邀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去，要志願投身海軍士校。因為要有家長的切結書，父親又不肯出切結書，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後來上大學，房東的兒子哭著要母親幫他贖身，繳還五年來的費用給士校─他原來被告知的是五年後就可以退伍）。不過直到現在一提到這件事，還為自己慶幸。
一年級是新鮮人，甚麼都覺得新鮮。音樂課是劉天霖老師教的。他著重演唱。用的是作曲家黃友隸(住在高雄，前不久才過世)編的課本，黃褐色書皮，有一點份量的樣子，採用許多中國與西方民謠。趙元任的〈教我如和不想他〉，徐志摩作詞的〈偶然〉，曹雪芹作詞的〈紅豆辭〉，民謠〈小毛驢〉，蘇格蘭民謠〈Lock Lomond〉,算算竟然有20來首曲子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有時候想起來還很懷念地唱唱。只是他教樂理是隨便提一下：五線譜、升記號、降記號、休止符等等，然後就叫我記：SI MI LA RE SO DO FA，再倒背過來。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他只教我們一個學期就轉到他校去了。他是我頂懷念的一位老師。他走後接手的是杜麟老師。他是幹校音樂系出身的，擅長長笛，很和氣的，教學也很正派的。自本校退休後，中華藝術學校借重他的長才，禮聘他去指導合唱團。
一年級到三年級都在 國文 老師羅聯絡負責督導的第四組裡。導師的薰陶教誨最有效。雖然有公民課，給人的印象卻是聊備一格的課程。老師不重視，學生當然也就不會重視。倒是班導師與學生相處的時間較多，而且國文課的時數也多， 羅 老師較注重學生人格的培養，「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益友有三」、「人無信不立」，謙虛、守信等等一些行為準則，深植內心。在這裡我要 向羅聯絡 老師說：「老師，謝謝你！」
本校足球隊，無論高中部或初中部，都是全市各學校所難望其項背的。甚至社會組強隊雷鳥，也曾來學校較量過，都踢得難分難解。其中高中部「山地生」柯秋田最令人印象深刻。後來他考上高雄醫學院，當過法醫。初中部的許文彥最刁鑽。小小的個子，帶球過人是他的拿手好戲，甚至於曾經一個人把球帶進對方球門。他後來被保送進成大。另一位也是初中部的人物，最具戲劇性的王健。他是不受拘束的野馬，雖然踢的是後衛，卻常常衝到前線搶人家的球。說到多才多藝，一定要提到他。小喇叭是他所愛的，繪畫是他的依歸，開設王健設計藝術學苑,，現任文化大學美術系、印傳系副教授。
籃球隊常常和水產學校（後來的海專，現在的海洋科技大學）的校隊爭冠亞名次，卻較之更為叫座。美國基督教歸主籃球隊，分東西兩隊，全球宣教。西線隊到高雄來，都要找本校籃球隊較量一下。野球隊和高雄商職的爭高下，排球和高雄工職拚首席。至於乒乓球隊，就無人能攫其纓。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禮堂北邊的圖書館。由於校風開放，而且當時日文書又看不懂，台灣人的著作又被禁絕。只有看翻譯小說：泰山叢書、基度山恩仇記，俠隱記等。再就是填補空檔的中國五四運動以至二十年代的作家，如謝婉瑩（冰心）的〈鴿子的通訊〉、魯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舒慶春）等人的雜文。最有趣的是看了一本錢穆的〈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史〉。他說：中國人是謙虛、含蓄、探究內心精神世界；西方人是開放、進取、冒險、不講究內心精神的探索，只求外現。一個初中生，在拜讀之下，覺得是探得中西文化的精髓。後來多看多聽，覺得就是孫中山先生批評的：以螟蛉為子，腐草為螢的看法而已。錢先生後來被選為中研院院士，死後政府供他住的房子卻要不回來。
離開雄中（嚴格說，是沒能考上高中部）也是偶然。雖不是乖乖牌，至少不會惹是生非的。奇怪的是不知甚麼時候開始，尤其在將進入初二時，突然覺得寂寞苦悶。哥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好像瞭解地陪我默坐海邊的磐石。有時無緣無故地覺得每一個人都對不起我，竟可以一整天說不到「兩句」話。西子灣成為常去的地方。有時一坐一個下午，直到天實在都黑了，怕父親，怕母親擔心，才騎着腳踏車，踩着一路莫名其妙的苦悶回家。就在這種情況下初中畢業了。
升學考並不困擾我。第一天考國數英，第二天考常識、自然。悶悶地考完第一天，考題也沒為難我。第二天載着隔壁的一位小朋友，說，考完就載他到西子灣去玩。考完第一節，也不跟同學打招呼或討論什麼，就去跟那位乖乖等在樹下的小朋友商量，一起分吃一個便當，等「下午」考完一起去西子灣。他不要。我想可能他不好意思分吃便當，就說要請他在就近飯店吃飯，他也不要。算算載他回去，下午二點回來考自然，還有時間在家裡溫習一下。路上還把準考證拿出來來看看。沒錯，下午還有一節。回家吃過飯，把下午要考的看過，還有時間躺一下。等時間差不多了，又騎着腳踏車到學校。到校門口一看，靜悄悄的，心頭一緊，把腳踏車摔在一邊，衝到第一棟樓上考場。一個人影也沒有。又衝到禮堂，想大概都到禮堂去了，那邊場地較大。還是沒有人影。剩下最後一個希望，到教務處問。還有一位先生守著。他倒輕鬆，叫我看看準考證。一看，以為是下午要考的那欄，寫的是口試與日期。轟！腦袋一片空白地踩着腳踏車回來。這次不是踩着苦悶，不是踩着煩惱，是踩着一腳一腳的空。回來自己一個人坐在窗邊飲泣。吞着一口一口離開雄中的苦與戀。
1963年分發到市立八中實習一學年，1965服完一年兵役才來本校。原先希望在家附近找學校，問了二所學校，都說沒有缺。當時的行情是一個缺三千元，而我的月薪是820元，只好另找他校。剛好同學趙中興──中國航運公司副總經理退休──已先進雄中一個學期。他告訴我雄中還有缺，師大英語中心的學生，校長是很歡迎的。就硬著頭皮找王校長問問看。他問了科系，就給我一張草聘，叫依時報到。這裡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要交代一下。傅建中是市立二中同班同學，在師大英語中心卻是高我一屆──我轉系進實驗組，要從頭來，所以慢了一屆。因此他早我一年進雄中；趙中興是師大英語中心的同班同學，他到省立嘉義中學實習一學期後，就轉到本校完成實習一年的要求。他較我早到一個學期（早一學年半學年，是沒有把一年兵役時間計算在內）。我在結業那年不能到省立高雄中學，是因為高雄市是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的試辦地區。我們算是實習教員，只能到初級中學實習。為什麼早一屆的不必到初中實習，與我同屆的也不必到初中實習呢？只因我們那一屆，剛好實施省辦高中市辦初中，所以早我一屆的可以直接到省中，我不能。至於趙中興是在嘉義非試辦地區，不必到初中實習。當然從省中轉到省中就沒有這個問題。這聽來好玩。更好玩的是，別的大專學校畢業生卻不必實習，不是實習教員，不必到初中實習可以直接到省中來。因此師大校長杜元載去跟教育部長黃季陸解釋說：師大畢業生除了要修完一般大學的學分外，還要修教育、教學的專業課程，完成後算「結業」，實習一年也是必修學程。都完成了才「畢業」。所以雖是「實習教員」，資格應該是比一般大學的畢業生更完備。教育部這才取消對師大畢業生的資格限制。以前教育部也搞了一件妙事：我們高中畢業那年，張其昀剛到任部長，主張通才教育，大學聯考不分組，每科都要學，都要考，只是政策等到我們高三下才確定。因此那年考上大學的學生也特別「幸運」，只要想轉系，隨便怎麼轉都行，轉來轉去，每一個學校都很熱鬧──張其昀還創辦了文化大學，因此被稱為「偉大的教育家」。這種事要是發生在現在，甚麼部長？不被轟下台才怪。
到雄中來沒有當導師。要當導師要有特定身份，要不然就是你向校長表示你需要那份導師津貼。
雄中提供一個很好的教書環境。王校長喜歡依規矩行事，不喜歡迎送一類的繁文縟節，所以不必為過年過節，或拉攏感情，或是否續聘等問題操心。還從家長會費裡撥一些錢來補貼員工（那時候家長會還沒獨立，會費是任校長支配）。他為照顧員工，把他的宿舍割出一大半作幼稚園，以便有幼小子女的員工安心工作。更叫人「感心」的，他在退休的前一學期，將幼稚園結束，不讓繼任者為難。
王校長常提醒員工，學校的主體是學生，所有建築設備，所有員工是為服務學生而存在。教師不可以利用學生做工具來得取利益，用手段來造就自己的聲望，譬如拚命考試至於壓縮學生休閒或做其他活動的時間。他認為中學是為學生打下基礎，為將來更進一步的學術發展作準備。更重要的是，中學應該是為國家社會培育健全且優質的國民的主要機構。所以以教學成績來評量教師的成就，有的時候難免偏離焦點。可是此外難以找到客觀的衡量標準。這是兩難，卻也是必要之惡吧。所以教書是良心的工作，形式的要求只是一個基本罷了。而我很自然也很自在的以對學生負責為第一優先。
對教師的尊重，對學生的尊重，造成了學校整體的自由風氣，也造成了師生皆習於實事求是的精神。然而對公平原則的要求，他是相當堅持的。這一點也使得家長們很放心的將其子弟交給學校，不必擔心有歧視或不平的待遇。關說的事也就甚少聽聞了。
最懷念的同事，除了其他人，就屬 羅清雲 老師和許清琛校醫二人了。 羅 老師家境大概不會比阿扁他們好到哪裡去。台南縣學甲人，南師畢業就到高雄忠孝國小教書。單薄的薪水要拿回去貼補家用，不敢租房子。以教室為家，以課桌椅為寢具，人不堪其苦， 羅 老師也不改其樂。服務三年再去考師大藝術系。分發到七中，再轉到本校來。對藝術的追求很執著，教學有創意，最厭惡抄襲。所以對學生的要求自然不會馬虎。下課後打一場網球是唯一的娛樂。然後兩個人，東西南北地聊到天黑了才回家。與鼻咽癌奮戰八年多，唯一聽到他述苦的一次，提到頭痛睡不著覺，一邊壓痛了換到另一邊睡，然後聽到液體從一邊流到另一邊。尤其當最後一次開刀，切除轉移肺部的腫瘤當天，羅師母說：他都不會叫，不會痛，還坐到床沿來。他竟然說：那裡不會痛，是沒辦法呼吸，才坐起來的。想想上顎拿掉了都難不倒他，他還是有自己的辦法處理吃的問題，依然跑到印度、西藏找靈感。他迷戀樸實的文化，對印度人、西藏人的純真樸實、無怨，對當地人的衣著色彩，可說連魂魄都被慑吸住了，晝夜難捨。住院7個月，後5個月處昏迷狀態。之前四、五個月，還跑到附近公園作素描寫生。對藝術的執著，對生命的執著，令人感嘆。自然、純樸、色彩、厚實形成他的畫風的重要元素。台北美術館收藏40幅他的畫，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也有收藏，高雄美術館更收藏保管了多量他的畫。
至於校醫許清琛，是一位古樸清純的長者。 許 醫師在本校任校醫很久很久。走路緩緩的，講話緩緩的，溫和敦厚，看到人總是微微地笑著。三個孩子都是校友，都是醫生。二位台大醫科出身的，一位北醫出身的。安安靜靜地來，安安靜靜地下班。很少人注意到他。老護士陳月裡，是日治時代訓練出來的，很熱心，很慈愛，像媽媽。她跟 許 醫師，最合適。學生有這兩位守護者，就好像有父母親在身邊一般的安適。
當過雄中學生，又在雄中執教34年，是有說不完的故事。先休息一下再說。一生執教36年，不算長，也不算短。看到時代的前進，看到青年新進，一波一波的新動力，看到新進老師的敏捷與效率，他們的熱心活力，覺得是接棒的好手。一方面九十高齡的母親是需要我更多的服侍與照顧，是以於1999年提前退休。想到這許多師友，一生兢兢業業，我也不能當安逸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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