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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42年 7月1日,黃丁戊老師要我們在火車站旁的紅磚樓前高雄中學門口會合。以前經過同一條路上有二所以紅磚樓為門面的學校,都是派頭十足,莊嚴肅穆的學校。一直沒敢進去探個究竟。現在可以確定,火車站旁的就是高雄中學。是否因為有老師帶著,心裡並無畏懼的感覺。
考「國語」── 之所以打上括弧,是因為7年前的日本話「國語」,現在變成中國話的「國語」,而父執輩皆稱之為「北京話」── 算術和常識。當時老師都交代,不要「假博」寫完就繳卷,一定要好好檢查、驗算,要等打鐘了才繳。當時的鈴聲就像早期門上的電鈴,聲響不及的地方,由工友搖鈴示意(賣豆腐也用同一種鈴)。第二節考算術。有一題時鐘問題沒作,空著。等很久鐘還是不響。也可能那天有點感冒,就趴在桌上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監考老師把我搖醒,好心叫我不要睡覺。考完算術出來,老師說:可惜。昨天剛叫你們回校溫習功課,就是要教你們時鐘問題。我因為下大雨,且第二天就考試,不想冒雨走30多分鐘,還要經過墳地到學校去,而且是不是要等到天黑才回家還不知道。當時沒聽過補習甚麼的,只有後來才聽說有幾位高雄的tycoons的子女請過家教。那時候沒有標準本教科書,所以時鐘問題也是臨時補充的項目。
中午時分有一位住前鎮的張同學的父親招待老師到對面「飯店」吃飯,我們就被夾帶過去分享。吃飯中間下大雨,雨特別大,所以印象深刻。後來注意到,每到7月1日前後,都會下大雨,直到最近時序有點亂,7月有的時候都很少下雨。
考前、考時、考後,都不會緊張;父母自己都忙得不可開交,自然不會為此緊張。等到收到報到通知單,才知道考上了。沒有緊張期待,自然也不會有考上的喜悅。報到、口試、體能測驗、分班、新生訓練。服裝是白上衣,卡其短褲,童子軍課穿卡其上衣,戴大盤帽。有一些見過世面的老大,就把帽子摺成西部武俠戴的很帥氣的船形帽子。最恨的是穿短褲。那時冬天的時候,高雄平均溫度是十三度上下,有時會降到十度、八度。上身可以穿得燒滾滾,下半身只得漏涼粉。一面上課一面打哆嗦,實在不是滋味。看到有些同學都不會起雞皮疙瘩,真佩服。怕冷是到了第二節課以後。第一節課的時候還好。因為清晨上學要走差不多三公里路,而且常是三、四個同學一起競走。通學生更厲害他們常要跑步趕著上火車,出了車站,也是常要跑著趕升旗。火車不按時走是常有的事。
戴帥氣的船形帽子的當中,有幾位玩太保。那個時候玩太保的,雄中好像較沒名氣。我只知道三中有「光棍團」,雄女有「玫瑰幫」,市女有「十三貓」。市女只有初中部,可是聽說「十三貓」很凶。看不順眼的「小輩」男生,可以從對街把他叫過來摔耳光。
有一天下午,突然下起西北雨。是高一學長。他一看國旗在淋雨,就衝上升旗台。旗座是四面梯形網狀鐵架。匆忙之間,小指頭還挾在交叉的鐵片之間,人就跳下來了。愛國的行為值得表揚,小指頭就用藥水泡著存起來,只是現在已不知下落了。
初二下(1954),太平艦被共匪炸沉了。全國掀起建艦復仇運動,愛國青年踴躍捐獻(後來省議會問到了這筆捐款的下落,國防部回答:那筆錢是專款存起來了;再後來大家都忘了,也就沒人追究了)。還興起一陣請纓救國熱潮。我也被捲進這股熱潮的漩渦。有幾位同學相邀到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去,要志願投身海軍士校。因為要有家長的切結書,父親又不肯出切結書,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後來上大學,房東的兒子哭著要母親幫他贖身,繳還五年來的費用給士校─他原來被告知的是五年後就可以退伍)。不過直到現在一提到這件事,還為自己慶幸。
一年級是新鮮人,甚麼都覺得新鮮。音樂課是劉天霖老師教的。他著重演唱。用的是作曲家黃友隸(住在高雄,前不久才過世)編的課本,黃褐色書皮,有一點份量的樣子,採用許多中國與西方民謠。趙元任的〈教我如和不想他〉,徐志摩作詞的〈偶然〉,曹雪芹作詞的〈紅豆辭〉,民謠〈小毛驢〉,蘇格蘭民謠〈Lock Lomond〉,算算竟然有20來首曲子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有時候想起來還很懷念地唱唱。只是他教樂理是隨便提一下:五線譜、升記號、降記號、休止符等等,然後就叫我記:SI MI LA RE SO DO FA,再倒背過來。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他只教我們一個學期就轉到他校去了。他是我頂懷念的一位老師。他走後接手的是杜麟老師。他是幹校音樂系出身的,擅長長笛,很和氣的,教學也很正派的。自本校退休後,中華藝術學校借重他的長才,禮聘他去指導合唱團。
一年級到三年級都在 國文 老師羅聯絡負責督導的第四組裡。導師的薰陶教誨最有效。雖然有公民課,給人的印象卻是聊備一格的課程。老師不重視,學生當然也就不會重視。倒是班導師與學生相處的時間較多,而且國文課的時數也多,羅 老師較注重學生人格的培養,「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益友有三」、「人無信不立」,謙虛、守信等等一些行為準則,深植內心。在這裡我要 向羅聯絡 老師說:「老師,謝謝你!」
本校足球隊,無論高中部或初中部,都是全市各學校所難望其項背的。甚至社會組強隊雷鳥,也曾來學校較量過,都踢得難分難解。其中高中部「山地生」柯秋田最令人印象深刻。後來他考上高雄醫學院,當過法醫。初中部的許文彥最刁鑽。小小的個子,帶球過人是他的拿手好戲,甚至於曾經一個人把球帶進對方球門。他後來被保送進成大。另一位也是初中部的人物,最具戲劇性的王健。他是不受拘束的野馬,雖然踢的是後衛,卻常常衝到前線搶人家的球。說到多才多藝,一定要提到他。小喇叭是他所愛的,繪畫是他的依歸,開設王健設計藝術學苑,,現任文化大學美術系、印傳系副教授。
籃球隊常常和水產學校(後來的海專,現在的海洋科技大學)的校隊爭冠亞名次,卻較之更為叫座。美國基督教歸主籃球隊,分東西兩隊,全球宣教。西線隊到高雄來,都要找本校籃球隊較量一下。野球隊和高雄商職的爭高下,排球和高雄工職拚首席。至於乒乓球隊,就無人能攫其纓。
最令我難以忘懷的是禮堂北邊的圖書館。由於校風開放,而且當時日文書又看不懂,台灣人的著作又被禁絕。只有看翻譯小說:泰山叢書、基度山恩仇記,俠隱記等。再就是填補空檔的中國五四運動以至二十年代的作家,如謝婉瑩(冰心)的〈鴿子的通訊〉、魯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舒慶春)等人的雜文。最有趣的是看了一本錢穆的〈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史〉。他說:中國人是謙虛、含蓄、探究內心精神世界;西方人是開放、進取、冒險、不講究內心精神的探索,只求外現。一個初中生,在拜讀之下,覺得是探得中西文化的精髓。後來多看多聽,覺得就是孫中山先生批評的:以螟蛉為子,腐草為螢的看法而已。錢先生後來被選為中研院院士,死後政府供他住的房子卻要不回來。(蔡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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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三年畢業於高雄縣梓官國小,記得當時有八位同學報名參加高雄地區初中聯考,放榜時錄取了七位,其中包括本人和林豐盛等,順利踏進雄中校門。開學後編入初一二組,導師李華柱老師。每天搭車上學,早出晚歸,清晨五點起床,盥洗、吃過早餐後,匆忙騎上腳踏車,趕往岡山搭乘六點四十五分開往高雄的火車,三年如一日,因長期上學奔波,身體不堪負荷,身材日益瘦小。初中畢業時,雖然三年學業成績始終維持在班上鰲頭,但因體育總平均僅69.38分,未達70分之低標,而喪失保送直升高中部資格,深受打擊。(郭松雄)